辛亥革命失败后，政局混乱，社会动荡，袁世凯及北洋派官僚的专制独裁本质日益暴露，民主共和名存实亡。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国家危亡的深层原因，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仅仅靠移植西方政治制度难以挽救中国，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于是，一场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
新文化运动初起时局限在少数觉悟的知识分子圈，能发展到具有相当社会影响的文化运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学革命”。狂飙突起的“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取得重大进展的突破口。
民国初年，在专制横行、政治乱象丛生的社会环境里，文坛也充满了形形色色的萎靡、庸俗败象。桐城派在文学界仍有相当大的势力，以艳情、武侠、宫闱为主要题材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充斥着报章杂志，旧式戏剧占据舞台。
同时，中国长期使用的文言文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对此，富有进取心的新文化人开始探索改进中国文学的路径。
1915年9月，在美留学的胡适与梅光迪辩论时，曾赋诗自许：“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第一次使用“文学革命”这一名词，在留美学生中引发了一场关于新文学的讨论。
1916年2月3日，胡适致信陈独秀，表示：“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人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
陈独秀回信一方面表示赞同胡适的意见，一方面敦促胡适，“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盼他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新青年》。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首先提出改良文学的“八事”：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
主张“言文合一”，以白话为“文学的语言”，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胡适所说的“八事”，显然是针对旧文学的形式主义和拟古主义的弊病而发。
接着，陈独秀在《新青年》2卷6号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将胡适“文学改良”的主张提升到“文学革命”的层面，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将文坛颇具影响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列为“文学革命”的对象。胡、陈二文标志着“文学革命”运动的正式发起。
“文学革命”初期的基本理论主张是“用白话文作文作诗”。这一主张“一面要推倒旧文学，一面要建立白话为一切文学的工具”，其目的是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
为此，胡适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中发表自己的见解，他指出，“今日之文学当以白话文学为正宗”，推倒以骈文古文律诗古诗是“正宗”的正统观念，重新建立中国文学史上的正统； 胡适的主张如石击水，迅即产生强烈反响，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等人先后著文，从不同角度阐发自己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
钱玄同致信《新青年》编者，引为同调，他激烈批评拟古的骈文和散文，从语言文字进化的角度进一步说明白话取代文言的历史必然性。
刘半农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等文，就改革韵文、散文，如何创造白话文学和使用标点符号提出建议。
傅斯年发表《怎样做白话文》一文，提出白话文必须依据我们说的活语言，必须先讲究说话；白话文必不能避免“欧化”，只有欧化的白话文才能够应付新时代的新需要。
随着对文学语言认识的新突破，新文学创作也取得很大成就。新文学运动在创作上最先获得成功的是诗歌和小说。
1917年，《新青年》4卷1号发表了胡适等人的第一批新诗；1920年，胡适出版了第一本新诗集——《尝试集》。胡适早期的诗作经历了一个从文言文到半文半白再到白话文写作的过程，他尝试“以白话入诗”。
真正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开一代诗风的新诗作品是郭沫若1921年8月出版的《女神》，作品以浓烈的浪漫主义，抒情、自由、奔放的创作个性和展翅高翔的艺术想象力，充分表现了“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堪称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
1918年5月《新青年》4卷5号发表鲁迅创作的小说《狂人日记》，这是第一篇用现代文体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它以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
从此鲁迅“一发即不可收”，在1918一1922年连续写作了15篇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在1923年结集为《呐喊》出版。它们以独特的题材和叙事模式，新颖、别致的文学形式和对国民性的深刻解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品。
“文学革命”的迅速开展，激起了具有保守倾向的学者文人的反对。
近代翻译文学的先驱林纾早年在译介西方文学方面卓有成就，但他却抱持“桐城派”的旧文学观念不放，极力阻挠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对新文学及其倡导者大肆攻击。
同时，北京大学的旧派学生以刘师培、黄侃等人为后台，创办了《国故》月刊，以“昌明国粹”、维护文言文的正统地位相标榜，竭力排斥和反对新文学。
1922年，梅光迪、吴宓等人在南京创刊《学衡》，批评当时新文化人的主张是“浅薄的”“野蛮的实用主义”，主张以一种“与一切时代的精神相合”的“世界性”“恒常性”观念来衡估文学的价值。
文化保守主义者对新文学运动的攻击，表明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依恋和维护。但同时也体现了他们对文学价值的不同理解，这对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激进偏向构成了一定的制衡。
1921年以后，新文学社团和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为新文学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新的生长园地。最早成立的新文学社团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这两大社团是“五四”时期最活跃、也最具影响力的新文学社团。
1921年1月初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由周作人、郑振锋沈雁冰、等12人发起，会员前后有170多人。其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具有写实主义的倾向。该会创办《小说月报》《文学旬报》。
1921年6月由留学日本的郭沫若、郁达夫、田汉、郑伯奇等人在东京成立的创造社，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强调文学应该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表现出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主办《创造》季刊、《洪水》半月刊等刊。
新文学运动在短短的四五年间，就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1918年，《新青年》率先垂范，开始全部用白话文发表文章。1919年、1920年两年间，全国大、中、小学生刊物有400多种，全是采用白话文发表。一些著名的老牌刊物，如《小说月报》《东方杂志》也改用白话文刊登作品。
1920年，教育部正式颁令全国，从该年秋季始，所有国民小学、二年级的教材，必须完全用白话文。这说明白话文作为通行的“国语”获得了官方的承认。
“文学革命”的实质，是用民主主义的新文学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学。
在文学形式上，它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追求创造“活的文学”，使文学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在文学内容上，它主张个性解放，伸张“人的文学”的观念，以平民劳动者、新型知识分子等人物形象代替旧文学中的主人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使文学负载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内容。
它大力发掘民族文化中的优秀养料，自觉地构建起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密切关系，形成了面向世界而又不脱离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开放性的现代文学新格局。
“文学革命”在对待传统文化，处理与西方文学的关系方面，虽然还存在着一些偏颇，但它从总体上推动中国文学发生了深刻变革，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